40年前广东鱼价闯关传奇

     广东人喜欢吃鱼，有“无鱼不成宴”之说。每逢佳节，餐桌上不能缺少各式各样的鱼虾，清蒸、煲汤、香煎……各种做法，无奇不有。

    唐宋以前，珠江三角洲很多地区都是面临大海，地势低洼。珠江三角洲人民根据地区特点，因地制宜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，将泥土覆于四周成基，组成基、塘的生产形式。明末清初，兴起“桑基鱼塘”，把养鱼业和蚕桑业的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，成为比较合理连环性生产体系，种桑养鱼，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商品生产。清初的屈大均描绘珠江三角洲养鱼的农民形象——“左手数鱼，右手数钱”。

    一张鱼票触动省委开放市场

    1978年4月初，习仲勋当选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，同年12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。

    习仲勋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，市民们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的鱼票，还不能保证供应。当年的广东省委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副食店，有些人为了买到鱼肉，凌晨两三点就开始在黑黝黝的寒风中排队。副食店七点半钟才开门营业，买鱼的队伍长长的，人比鱼还多。有市民把一张兑不了的鱼票寄到习仲勋那里，表达不满意见。

    这件事对习仲勋的刺激很大，他也早上五点多钟起来，和群众一样去排队，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，决心充当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角色。他在省委会议上说：“广东四季长春，是鱼米之乡，鱼米之乡没鱼吃，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，现在都是香饽饽。这样不行，一定要解放思想，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，要尽快提高群众生活水平。”

    在习仲勋的领导下，广东的价格改革从水产品流通管理体制开始。通过运用价值规律，广东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，对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，随行就市，议价成交，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，吸引鱼货进城。

    一顿夜宵酝酿市场开放方案

    2013年1月初，笔者与相识了30年的广州市水产局前局长陈景侠（1976年任副局长，1983年~1996年任局长）在一起，他回忆起30多年前，广州能率先放开水产品市场，是因为有一位懂得价值规律作用的水产局长。

    1975年5月，与市第二商业局合署办公的广州市水产局分出，与广州市水产供销公司合署办公，实行一套人员，两个牌子，归口广州市财贸办公室领导。1976年3月，长期在财贸部门工作的尹春晏，被任命为广州市水产局党委书记兼局长。水产局担负广州市区的水产品市场供应，对区县渔业生产业务技术指导和发展海洋渔业生产的任务。

    尹春晏从调研中得出结论：没有鱼吃的根本问题在于市场关闭、价格管死，解决吃鱼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开放市场、搞活价格。尹春晏向分管财贸的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左铭提出，能否抽一个时间听他详细说明：为什么要开放水产市场？开放水产市场怎么个做法？开放水产市场的利和弊在哪里？

    一个晚上，左铭约尹春晏到他家里谈水产市场改革的问题，从晚饭后八点开始，一直谈到凌晨一点钟。尹春晏对左铭说：水产市场开放，是逐步进行。可以先把第三类产品即河鲜杂鱼和小水产开放，第三类产品是非计划产品，按照政策是可以开放的，开放这类产品，是有根据的，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，也没有什么太大风险的，而且利大于弊。放开市场，水产品就会有了，有总比没有好啊！

    在左铭家，尹春晏和左铭谈了4个多小时，诞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革计划。当时谁也没想到，这对广州乃至中国的市场价格开放都起了关键性作用。

    一间货栈开启鲜鱼自由购销

    广州水产市场的改革开放，是从三类产品开始。第三类水产品是指生鱼、鲫鱼、塘虱、泥鳅这些鱼，又称河鲜杂鱼，品种很多。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河网地区，河鲜杂鱼的资源比较丰富。

    广州市最先开放的水产品市场是在一德路，那里成为水产品的聚集地，办起全国第一间水产品行栏货栈——广州河鲜货栈，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，随行就市，议价成交。河鲜杂鱼放开一段时间后，接着又办起咸鱼、塘鱼、海鲜品货桟，开展议购议销。行栏货栈的出现，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，减少流通环节，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起到良好作用，水产品丰富了起来。1979年3月，广州市率先放开塘鱼和冰鲜鱼市场，允许计划外水产品议价成交。慢慢地，水产市场不再只有三类产品，一些国家计划调拨的产品也开始出现了，一些高档水产品也出现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广州水产品市场就出现了两个价格：一个是计划价格，就是“牌价”，另一个则是开放的水产市场的价格，就是“议价”。价格部分放开后，“议价”塘鱼价格猛涨，每公斤从牌价1元升至议价7元。一时间人心浮动，投诉电话甚至打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室。塘鱼产区也找上门，反映广州放开水产品市场影响了产区的计划收购，冲击国家计划。另外，有的水产门店也发生过把牌价鱼卖高价、激起市民愤慨的现象。此时广州有家著名的报纸，刊登了一张漫画：一边画着计划分配的水产品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一边画着放开的水产品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这给刚刚放开水产市场，增加了不少压力。

    一次调研肯定开放市场成果

    1983年4月，广东省副省长叶选平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、代理市长，7月任市长。当时，最先开放的水产市场出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市民买到了鱼，都非常高兴，但是一掏腰包，比“牌价”鱼多花不少钱，就很有意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市量越来越大，这时不仅郊区的小水产进入到市场，海产品也进入了市场，而且附近南海、顺德的“四大家鱼”也进入了一德路的水产市场，外省的产品也来了，于是反映也更大了，投诉也更多了。于是就有人反映到市委，有人甚至说广州水产市场如继续开放，将不再调拨水产品给广州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叶选平到水产局调研。据当年的水产局党委书记尹春晏后来回忆，当时市水产局很紧张，怕市长下令关闭水产品市场，因为大家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开放了水产品市场，关闭容易重新开放难，那么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叶选平最先来到一德路的河鲜杂鱼购销部，仔细听取水产局汇报。大家见到市长的态度很好，感到市长是支持开放水产品市场的。最后，尹春晏提出：“我可不可以讲讲价值规律？”叶选平马上引起了兴趣，让他说下去。尹春晏说：“我们国家承认价值规律，也说价值规律可以认识，可以利用，不能违背，违背价值规律就要受到惩罚，过去我们水产市场供应非常紧缺，就是违背了价值规律。”叶选平认真听了这段话，最后说：“你把这个观点向中央反映。”后来中央有人来调查广州水产市场，尹春晏向他们反映了这个想法。

    对于鱼价波动问题，叶选平说：1982年春节，鱼价曾经涨到三元一斤，现在已经降到一块八左右了，最便宜还出现过八角钱一斤。价格放了，“闻涨莫惊，闻降莫喜”，会有调节的，过喜过惊都不必。叶选平“闻涨莫惊，闻降莫喜”这一句话，让笔者30年后仍然记住。也就是说，价高不一定是坏事，价高招远客，价高能吸引外地的商品；而价低不一定是好事，价格太低，生产者吃亏，他就不生产了，消费者就买不到商品了。

    随着计划体制改革的进行，农村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村中养鱼的积极性也高了，水产品也越来越多。顺德、南海等塘鱼主产区的养鱼户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后，多余的水产品可以到广州市场卖。这就为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水产局，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
    当年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多次过问广州市场的物价，形势紧张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打一次电话来询问。对于中央领导对广州物价的电话询问，叶选平说：“看来中央很注意广州的价格改革，我们一定要搞好。特别是价格问题要注意，要多收集群众的反映。”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疏导舆论，赢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。

    一个会议广州经验全国开花

    1982年12月13日~22日，农牧渔业部在北京召开重点省、市、自治区水产供销工作会议，研究放宽水产品购销政策，搞活流通渠道，安排好水产品市场供应，加快水产供销企业体制改革步伐等问题。副部长肖鹏在开幕讲话时说，广州市保证每人每月2角钱的平价鱼，每天还有30万斤左右的议价鱼上市，搞的比较活。水产局长孟宪德作会议总结，充分肯定广州鱼市场全面开放，他说，开放前，广州水产市场上只有16个河鲜杂鱼品种；开放后，已经发展到70多个品种，一天到晚都有鲜鱼出售。群众说，现在是要什么有什么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既有整条的，也有零售的，既有鲜鱼活蟹，又有鱼丸虾肉，品种繁多，花色齐全，应有尽有。他概括说：水产品购销政策放宽之后，必然给水产品市场带来兴旺繁荣。

    1984年1月5日~14日，农牧渔业部在广州召开全国城市水产品产销工作会议。全国各大中城市主管副市长和水产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，与会代表200多人。当年，笔者还是个大龄青年，跟着领导撰写广东省发展水产养殖、保障市场供应的会议材料，有幸到广州宾馆参与这个高层次会议的有关活动，还陪着记者采访农牧渔业部党组成员、水产局长孟宪德和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，深深感到大家对广州市开放水产品市场的充分肯定。

    听了广州介绍水产市场放开的经验，有些同志怎么也不相信，怀疑是广州人搞的“门面文章”。待到会议组织大家一起参观海珠市场，农牧渔业部部长林乎加看到一池池活鱼，十分高兴，随口问：“平日供应也达到这个水平吗？”

    “一样，完全一样!”回答的不是陪同参观的主人，而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叶公琦。原来，他心中早有底了。参加会议的有27个大城市的副市长，他们为了得到真实情况，不约而同都跑到各市场看了好几趟，原来认为行不通的领导面对事实，连声说:“我们真服啦!”代表们还参观了清平农贸市场、河鲜货栈。

    会议围绕如何解决大、中城市“吃鱼难”的问题，研究发展渔业生产、搞好水产品保鲜加工、改革水产供销体制、搞活水产品市场等有关方面的措施。林乎加在会上讲话，他说：这是个现场会，以学习广州的经验为主，同时进行了各地的经验交流。根据到会的同志们反映，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广州把市场搞“活”的经验，“活”价促产，以“活”吸引货源，以“活”改善了供应，不只是生产发展了，还把各省的东西都吸引来了，市场上的鱼不但是活的，而且要猛，他们叫“生猛”。这在其他城市都是少见的。结果是生产者满意，消费者满意，国家也不要增加补贴。搞水产工作的在其他不少地方都是挨骂的，广州的同志也挨过骂，但现在不挨骂了，现在讲好话了。我开了个市长座谈会，许多同志发言中对照了一下，认为在放宽、搞活问题上，跟广州的差距很大，表示回去后要学习广州的经验。

    会后，中共中央书记处责成农牧渔业部起草一个关于“放宽政策、加速发展水产业”的文件，农牧渔业部组成文件起草小组，通过深人调查，反复研究，易稿17次，历时一年，并经中央书记处两次听取汇报和讨论，最后定稿。1985年3月11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放宽政策、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》。这是30多年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第一次单独为水产业发出的联合指示。文件中把发展水产业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，促进粮食转化的一个战略部署，确立了水产业的地位。在政策上，规定水产品价格全部放开，实行市场调节；规定产供销、渔工商、内外贸可以综合经营。这一系列方针、政策的调整，使中国渔业发展迎来了一个新高潮，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    一往无前从菜到粮全面放开

    水产品市场放开之后，广州又放开了部分农副产品价格。1981年，广州市对郊县的鲜蛋大部分实行议购议销，接着取消肉鸡和鲜蛋的派购任务，放开价格；1983年，又取消了水果的派购任务，实行自由经营、议价成交。

    1984年11月，广州市率先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全面改革蔬菜产销体制，采取“三放”政策（放上市任务、放流通渠道、放购销价格）。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，价格上浮。有人说：“形势大好，白菜三毛”（原来5分钱一斤）。甚至写信告到中央，震动中南海。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。但长痛不如短痛，广州忍住“阵痛”，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成功实现了价格“闯关”。

    放开菜价之后，由于广州市的蔬菜价格高于其他地方，远郊近县和毗邻省市的蔬菜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，湛江、江门、佛山等十多个县市的蔬菜也纷纷出现在广州市场，每天约有50万斤，有时甚至多于郊区蔬菜的上市量。这又使货多价平，导致广州平抑物价的效果快于全国其他地方，不久之后，广州的市场菜价甚至低于全国其他大城市，广大市民成为受惠面最广的阶层。

    随着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，广州市政府取消了不准长途贩运、不准农产品私人上市成交的禁令，实行国营、集体、个体一齐上，多渠道搞活流通的政策，既使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能及时卖出去，又敞开城门，吸引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流入广州市场。这就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，结束了广州市民购买农副产品必须凭票的历史。对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，推动了商品农业的发展，生产者逐步习惯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，鲜活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，质量大大提高。

    1992年4月1日，报国务院批准，广东省政府决定按照“计划指导、放开价格，加强调控、搞活经营”的原则，把粮食购销经营和价格放开，取消粮簿、粮票，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，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