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鱼文化”：《唐朝十二时辰》中的“金鱼袋”

《唐朝十二时辰》正在热播之中，跌宕起伏的剧情已经足够烧脑的了，所以很少有观众能注意到剧中的细节以及细节背后的历史常识。

该剧第一集中曹破延潜水逃脱，被百姓焦遂所救，得知焦遂佩戴可以入宫的“金鱼袋”之后，勒死了他的恩人，金鱼袋也成了一条潜伏线索，推动者剧情的向前发展。

剧中所说的金鱼袋到底是何物，为何能成为入宫的“通行证”，其在历史上发挥过哪些作用？今天大乡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金鱼袋背后的唐朝“鱼文化”。

大乡前段时间曾写过《鲤鱼简史》一文，文中就提到唐朝是一个格外推崇鱼文化尤其是鲤鱼文化的朝代。而金鱼袋的盛行就是鱼文化在唐朝的一个缩影。

提到“鱼袋”不得不先说一下“鱼符”。

在古代有种“符契制度”，即异地调兵遣将、发布政令都需要一种凭据或信物——符，以金银铜铁等金属铸造而成，一分为二，只有两部分对应起来时，持符人才能验证真假。“符”在某一时期常以一种固定形态出现，例如我们时常听到的“虎符”，而以鱼的形态出现的“鱼符”则是在隋唐时期才出现的。

《隋书·高祖纪》中有关于“鱼符”的最早记载：

“开皇九年五月，丁丑，颁木鱼符于总管、刺史，雌一雄一。”

在隋朝“鱼符”的材质由木质演化至铜质，并沿用到唐朝。唐朝的符契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“鱼符”，在李渊时期，由银菟符改为铜鱼符。

在唐朝推崇以鱼的形态为主的“鱼符”而非“虎符”或其他形态，在民间盛传这样几种原因：一是避讳唐李祖先李虎的名字，故不用虎符。

二是唐朝李氏，“李”同“鲤”谐音，民间又有“鲤鱼跃龙门”的传说，鲤鱼之形深得人心。

还有其他如“鱼腹藏书”、“鱼为龙象”等说法。

唐代的“鱼符”已经超越了过去调兵遣将、发布政令的简单功能，分为军令之用的“铜鱼符”；政令之用的“传符”；“明贵贱，应征召”之用的“随身鱼符”；委任赏罚之用的“旌 节”等。

其中“随身鱼符”可以显示人的等级、身份，用作出入城门、宫殿的凭证。

《 唐六典》中记载：

“随身鱼符之制，左二右一，太子以玉，亲王以金，庶官以铜，佩以为饰，刻姓名者，去官而纳焉；不刻者，传而佩之。”

《新唐书》中的《车服志》也有记载：

“宫殿门、城门，给交鱼符、巡鱼符。左厢、右厢给开门符、闭门符，亦左符进内，右符监门掌之。”

鱼符较为重要，不会轻易示人，所以为了既能体现持符人的尊贵等级，又保护其隐私性，便演化出来了“鱼袋制度”。

鱼袋就是装饰、藏匿鱼符的佩戴物。

金鱼袋实际上是“鱼袋”的一种，鱼袋在唐朝中期唐睿宗时期细分为“紫金鱼袋”、“银绯鱼袋”，即所谓的“金鱼袋”和“银鱼袋”。

《唐朝十二时辰》中焦遂所佩戴的“金鱼袋”中就是可以出入宫门的“随身鱼符”。剧中字幕提示焦遂为百姓，但对于一个佩戴金鱼袋，用鹦鹉螺酒杯喝葡萄酒的酒徒，必定不是凡人，对于其历史原型大家可以自行“人肉”。

鱼袋制度兴起于唐朝，消失于宋朝，在短暂的历史进程中，给无数的官吏彰显了身份。新唐书》中记载：

“三品以上饰以金，五品以上饰以银。”

所以历史上“金鱼”或“金鱼袋”等词汇便是位高权重的象征，例如唐朝宰相元稹的《自责》中就有这样的诗句：

“犀带金鱼束紫袍，不能将命报分毫”

所以知道了“金鱼袋”的常识，就不会把诗句中的“金鱼”理解成我们养殖的宠物“金鱼”了。

鱼袋有金、银之分是随着唐朝的“舆服制度”而来的，“舆服制度”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对服饰颜色的要求，例如唐代《册府元龟》中记载：

“太宗贞观四年八月诏。三品以上服紫，四品以下服绯，六品、七品以绿，八品、九品以青，妇人从其夫色。”

到了唐睿宗时期便明确规定：

“鱼袋，着紫者金装，着绯者银装。”

唐睿宗便是《唐朝十二时辰》中“圣人”唐玄宗的爷爷，所以剧中出现“金鱼袋”也是符合历史常识的。

鱼袋作为一种身份象征，是统治者笼络人心的好武器。到了唐朝末年，鱼袋的赏赐已经达到了泛滥的地步，但这种权利符号依然未能阻挡唐王朝走向没落。

到了宋代，“鱼符制度”被“金牌制度”所取代，但“舆服制度”有所继承，所以“鱼袋制度”在宋代得到了短暂的顺延后，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。

唐朝的“鱼文化”并没有随着“鱼符制度”或“鱼袋制度”的消失而消失，笔者在《鲤鱼简史》中就提到过，鲤鱼至今的消费范围及消费场景还受唐朝“鱼文化”的影响。